1948年6月，东北野战军动用了十万精锐兵力，将长春城紧紧包围。长春的防御体系非常坚固，若贸然发动攻击，必定会遭受巨大的伤亡。为了避免直接冲突，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实施长时间的围困，切断敌方的粮食和弹药补给，从而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目的。尽管长春城内的守军也有十万之众，但与东野的围城部队相比，他们的士气和战斗力差距悬殊。

长春守军的主力由新7军和第60军组成。第60军原为滇军部队，而在东北战场上，大多数国军都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。国军中一向讲究派系，60军作为地方部队，一直处于中央军的排挤和打压之下。在战场上，滇军常常是冲在最前面，撤退时却往往被孤立，且伤亡无法得到及时补充，士兵们对此极为不满。早在1946年5月，60军的184师在海城被敌军围困，师长潘朔端多次求援，然而中央军视而不见。面对绝境，潘朔端最终只能宣布起义。

184师的起义使得60军更加遭到中央军的排挤，甚至被严密防范。60军刚刚撤入长春不久，东野就将其完全包围。由于60军是后来的增援部队，手中无粮，军长曾泽生立即向郑洞国汇报了部队粮食短缺的问题。郑洞国随后找到第7军军长李鸿，要求他提供部分粮食支援60军。第7军成立于1947年冬，主要由新一军的38师组成，属于陈诚的嫡系部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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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军驻守长春的时间较长，因此积攒了一定的军粮。然而，李鸿并不打算支援60军。与曾泽生没有太多交情的李鸿，在得知长春已被东野包围、补给完全依赖空投的情况下，他更加不愿意分出一部分粮食。他内心并不情愿，直到郑洞国强调同舟共济的大义，李鸿才勉为其难地拿出一些粮食交给了60军。

随着围困的深入，长春城内的粮食开始枯竭，居民的粮食也被守军强行征用。长时间的缺粮让守军的日常生活变得艰难。第7军的情况稍好一些，士兵们每天能分到几两高粱米，而60军的情况则更加严峻，连稀饭都难以维持。有六个师的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，诉说部队断粮的困境，请求援军解围。

蒋介石迅速回电：“我对你们如同对待亲弟兄一般，没一刻忘记你们的困苦。然而，若没有充分准备，援军很可能在途中遭遇覆灭。希望你们坚定信念，苦战必胜！”蒋介石的这封电报，彻底击碎了这些师长们的最后希望。随着冬季的来临，长春的严寒使得守军取暖成为一大难题，饥饿和寒冷双重折磨下，部队的士气愈发低落，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偷偷出城投降。

60军的情况则更加惨烈，部队已经断粮多日，士兵们体力严重透支。为了给下属找一条生路，曾泽生果断决定率领部队起义。60军起义后，郑洞国所指挥的部队更加捉襟见肘，加上粮食匮乏，军心动摇。此时，蒋介石再次发来电报，要求郑洞国率部突围。郑洞国召集了第7军师以上将领开会，然而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说却沉默不语。时任61师师长的邓士富终于站起来发言：“官兵们已饿得双腿肿胀，连行走都困难，怎么可能突围呢？司令官，还是另想办法吧！”

邓士富曾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，且在陆军大学深造过，资历比李鸿还要老。郑洞国知道邓士富所言不虚，只得无奈宣布散会。会后，邓士富与李鸿、史说商量，认为继续守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，建议向解放军投降。李鸿和史说最终同意了这一提议，于10月19日率部投诚，长春得以和平解放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邓士富无疑是长春和平解放的功臣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邓士富离开部队回乡务农，但在1952年“镇反”运动中被枪杀，31年后才得以平反，恢复了他作为起义投诚人员的名誉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